造就中國網路黃金時代的VC,為什麼消失了?
防冷塗的蠟
2026.11.20 12:32
· 來自浙江
全文5346字
文 | 防冷塗的蠟
如果你有關注過十多年前的互聯網,大概率對這類新聞有印象:某某創業公司完成數千萬美元A輪融資;某某平台獲得紅杉資本、IDG等機構投資;某某公司成立不過幾年,估值已經超過10億美元。
那時,融資幾乎是中國網路創業的標誌性事件,也是一般人理解創業這件事的方式。
今天我們再打開科技媒體,會發現這類新聞並沒有完全消失,但那種由網路創業家、美元基金和一輪接一輪融資構成的創業敘事,已經明顯退潮。一級市場仍然熱鬧,只是主角換成了AI、半導體、機器人和先進製造。
更有意思的是,錢並沒有變少。清科研究中心數據顯示,2025年中國股權投資市場新募集基金5039只,募資16483.04億元,年增14.1%;2026年前三季新募16739.33億元,年增47.3%。資金還在,甚至重新成長。那為什麼我們熟悉的VC時代不見了?
一個直接的答案是:出錢的人變了,創投的玩法也跟著變了。
美元VC的黃金時代,是如何創造財富的?
要理解今天的變化,我們得先回到中國網路的起點。 1990年代末,中國的網路使用者還很少,電商、搜尋、社群、線上旅遊都剛起步。
但大洋彼岸的美國,已經跑出了Yahoo、Amazon、eBay、Google,很多商業問題已經有了答案。中國創業家面對的不是完全的未知,而是美國預演過的未來。
我們回頭看,那一代美元VC的投資邏輯也建立在這個前提上。他們尋找能把成熟商業模式落地到中國市場的團隊。這種投資最大的優勢,是可以用海外已經發生的事情,驗證一種需求是否真的存在。
這套模式的賺錢閉環也很清楚:境外機構出資募集美元基金,投資中國互聯網創業公司,部分企業搭建紅籌或VIE架構,依靠用戶增長和持續融資擴大規模,最後在境外上市或被收購,基金出售股權退出。基金賺的是企業成長帶來的股權增值,不靠利息,也不靠分紅。
這種增值可以驚人到什麼程度? 1999年前後,IDG以約30萬美元投資易趣,取得8.35%的股權;2003年eBay完成收購,IDG獲得約600萬美元回報,約為初始投入的19.4倍。同樣在1999年,IDG和香港盈科分別向騰訊投資約110萬美元,各取得約20%股權,根據早期通報估計,IDG的整體報酬率約為30倍。 2000年軟銀向阿里巴巴投入約2,000萬美元,2014年阿里在紐交所上市時,這筆投資形成了巨大的股權增值。
支撐這些回報的,是中國互聯網本身的擴張:1999年,中國互聯網用戶約890萬人;到2014年,這個數字達到約6.49億人。
當然,我們也知道,創投不是每個專案都賺錢。假設一檔基金投資20家企業,15家失敗,4家只有小幅回報,只要剩下1家帶來數十倍收益,整檔基金依然可能獲利。 IDG在中國最早的一檔基金1993年運作,2003年清盤,公開揭露的內部報酬率約36%。
那一代VC投的,是一個快速網路化的中國。但如果網路的快速成長結束了,境外上市的通道也變了,這套賺錢模式還能繼續運作嗎?
美元VC的賺錢機器,為什麼逐漸失靈?
美元VC逐漸失去的,是中國網路高速成長與境外高估值退出之間的那個特殊閉環。這套模式是被三重變化慢慢磨掉的,沒有單獨的轉捩點。
第一重變化,是市場從開荒進入存量競爭。過去,新創公司可以藉助網民成長和消費線上化快速擴張;後來,電商、社交、搜尋、本地生活各個領域都長出了頭部企業。新創公司不再只是尋找尚未開發的市場,還要從巨頭手中爭取用戶。投資人的任務,也從尋找中國版Amazon這類機會,變成在成熟市場裡尋找新的競爭優勢。
第二重變化,是境外上市的確定性改變了。 2021年6月,滴滴在紐交所上市;2022年6月,滴滴結束在紐交所的交易,轉入場外市場,股價較上市首日參考價跌幅超過80%。那條被反覆走通的退出通道,不再是可以預設成立的假設。
同樣具有像徵意義的是2023年6月紅杉資本宣布分拆,中國、歐美、印度及東南亞業務各自獨立,紅杉中國改用HongShan品牌營運。
第三重變化,是中美之間的科技與資本連結。美國2023年發布對外投資行政令,2025年1月正式實施,對特定半導體、量子技術和人工智慧投資作出禁止或申報要求。對一支投資期間可能長達十年的基金來說,這些不確定性都會折算進今天的決策。
舊模式的收縮,我們看數據就能確認。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文章引用Dealogic統計:2023年中國創投業外資投資額降至37億美元,年減約60%,僅2021年高點的約10%。另據清科數據,2025年外幣基金新募集約358億元人民幣,較去年同期下降約36%。
美元資本並沒有徹底離開,但它在中國一級市場上的位置,已經和過去完全不同。
而故事到這裡只講了一半。另一套創投體系,早就在中國成長了很多年。
錢沒有消失,只是換了一批出資人
我們先看兩組數據。
2025年,中國股權投資市場新募集人民幣基金規模達1,6124.96億元,佔全部募資規模的97.8%。同年,國資背景投資機構的投資金額超過5,700億元,佔市場總投資額的61.5%。過去VC產業的明星是美元基金,如今人民幣基金和國資背景資本已經佔據了主要地位。
國資創投並不是這幾年才誕生的。 1999年深創投成立;2002年前後,地方政府引導基金開始探索;2014年,國家積體電路產業投資基金第一期成立,實際募資約1,387億元;2019年二期註冊資本約2,041.5億元;2024年三期註冊資本3,440億元。從傳統創投到引導基金,再到重點產業的大型基金,國資逐步建起了自己的投資體系。
這套體系怎麼運作,我們可以用地方產業基金來說明:財政資金、地方國資平台作為LP出資,設立母基金或產業基金,由管理人投向重點產業中的企業,再透過上市、股權轉讓、併購、回購等方式退出。表面上看,這和美元基金差不多。差別藏在投資目標裡:美元基金的出資人要求的主要是財務回報;國資基金的出資方,也同時關注地方產業發展、技術能力提升和產業鏈協同。
2020年4月的蔚來案例,可以把這個邏輯講得具體。合肥建投、國投招商、安徽高新投等策略投資者與蔚來達成協議,合計向蔚來中國投資70億元,取得約24.1%的股權;蔚來中國總部同時落地合肥,研發、供應鏈、製造等業務隨之進入城市。
對純財務投資人來說,最重要的問題是這家公司能不能成長、股權能不能增值。對合肥來說,答案裡還包括新能源汽車產業鏈的佈局、研發團隊的集結和整個產業生態。
合肥建投的信用資料顯示,公司2021年實現投資收益58.62億元,主要與蔚來項目退出有關;2022年因缺少類似退出,投資收益降至約1.61億元。這組數字說明:地方產業投資確實能創造可觀的股權收益,但財務收益和產業發展結果,是兩件需要分別衡量的事。
出資人目標不同,選項目的標準自然不同。假設有兩家公司:A公司開發新的網路消費產品,未來可能獲得很高的商業回報,但沒有明確的產業落地需求;B公司開發工業機器人核心零件,研發週期長、回報尚不確定,卻能帶動當地的技術和產業鏈。傳統純財務VC大機率更願意投A;而一支面向機器人產業的地方基金,即使認可A的前景,也可能更傾向投B。
兩者用的是一樣的錢,尋找的卻是不同的成功。過去,一家企業只需要說服VC它有機會創造巨大的商業價值;現在,有一部分企業還需要證明,自己能為某個產業、某個地方帶來什麼。這就帶來了一個更值得討論的矛盾。
當創投開始追求確定性
創投原本是一門允許失敗的生意,依靠少數成功專案的高回報,涵蓋多數專案的虧損。但當產業目標、績效評估和退出壓力同時進入投資決策,一部分資本就會越來越偏好可解釋、可評估、可退出的項目。這是三個機制疊加出來的結果。
第一個機制,是投資從尋找商業機會,變成在產業範圍內選擇專案。美元VC可以根據商業模式和市場空間決定是否投資;產業基金通常帶有明確方向,例如半導體、人工智慧、機器人、新能源。於是,一家企業能不能賺很多錢,和它能不能拿到某支產業基金的錢,開始變成兩個不同的問題。
深圳天使母基金的規則變化可以從反面說明這一點。 2020年的相關辦法設定了1.75倍返投要求,子基金需要完成相應比例的深圳本地投資;2026年的新版規則取消了這項強制返投,把部分產業目標轉化為後置獎勵和收益讓利。取消本身就說明,這類限制會真實影響基金能選哪些公司。商業VC主要關心這家公司未來有多值錢,產業基金也要問這家公司能為某個產業創造什麼。
第二個機制,是失敗容忍度的改變。傳統VC的收益依賴投資組合:投資20家公司,即使19家都沒賺多少錢,最後1家創造50倍回報,整檔基金仍獲利。但國資基金還要處理投資程序、績效評估和資產保值。當單一專案虧損可能帶來更多考核壓力,投資人自然會更重視已有訂單、商業化進度和企業成熟度。創投越想避免虧損,就越可能把資金投向那些已經證明自己能活下去的企業。
這種傾向在產業數據裡早有體現。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文章引用Dealroom統計:2014—2023年,中國新創企業獲得的融資額佔比約12.6%,全球約19.8%;成熟期企業獲得的融資額佔比約62.7%,全球約46.1%。資金偏向成熟項目是長期存在的特徵,而新的出資結構正在強化它。
第三個機制最有爭議:股權投資開始表現得越來越像債權。
傳統股權投資的邏輯很簡單:投資人用資金換取股權,公司成功,分享加值;公司失敗,承擔損失。這正是VC區別於銀行的地方。但附帶剛性回購安排的投資改變了這種分擔方式。假設一家機構投入1,000萬元,約定企業五年內沒有上市,創辦人就要以本金加固定收益回購股份。投資人既希望分享企業成長,又試圖藉助回購條款獲得下行保護;一旦專案失敗,創業者可能仍背負大額償付義務。創投原本是幫助創業者承擔銀行不願承擔的風險,但在某些合約安排下,投資人又試圖把風險重新交還給創業者。
這不是理論推演。澎湃新聞梳理,2023年5月至2024年7月,深創投新增34起股權回購相關訴訟的法律服務採購招標,部分項目因未按期上市、業績對賭未實現等原因觸發回購。漢坤律師事務所2024年度報告顯示,在其統計的交割項目中,83.94%約定了回購權。另有產業研究對數百起回購糾紛抽樣,發現創辦人被列為被告的比例達90.33%,進入司法執行程序後資金實際回收比例卻很低。
回購合約並不能真正消除風險:當企業經營失敗,投資人要求回購時,往往也正是創業者最缺錢的時候。 2025年12月,中基協特別就回購條款發布風險提示,提出防范明股實債。
我們把三個機制放在一起看:產業範圍決定哪些企業能進入名單,考核機制影響基金願意承擔多少風險,回購安排影響損失如何分擔。它們疊加起來,決定了資本最終流向什麼樣的企業。那麼,那些根本無法預測成功路徑的創業項目,該怎麼獲得資金呢?
誰來投資那些還沒有名字的未來?
要回答這個問題,我們得先把前提說清楚:中國經濟的階段改變了。過去的成長機會主要來自於網路普及和市場規模的快速擴張;如今,中國已形成龐大的網路平台和製造業體系,資本開始更關注技術突破和長期研發能力。兩代VC服務的,本來就是不同的經濟任務。把創新分成兩類,事情會看得更清楚。
第一類可以叫Known Unknowns:知道要解決什麼問題,但不知道怎麼解決。例如先進晶片、工業機器人核心零件、高性能材料,需求和技術目標相對明確,困難點在研發路徑和產業化。這類領域適合集中資源、長期投入,國資產業基金在這裡有重要價值。
第二類是Unknown Unknowns:連未來的市場和需求都還沒被定義。在行動網路出現之前,很難有人能準確預測直播電商、短影片和行動支付後來形成的商業規模。這類創新要求資本願意相信一個尚未被市場證明的機會。
這裡還有一層反差。過去的美元VC投資中國互聯網,很多時候是在尋找美國已經證明存在的商業需求,承擔的不確定性其實有限;今天的產業基金支持硬科技,面對的卻是真正的技術不確定性。創新能力不取決於資本的國籍,也不能簡單由所有權決定,要看這套投資規則能容納多大程度的不確定性。
好消息是,國資也在重新學習如何承擔風險。 2025年12月啟動的國家創業投資引導基金,設定了20年存續期,其中10年投資期、10年退出期,強調投早、投小、投長期、投硬科技,並要求投向種子期、新創企業的規模佔比不低於70%。當資本要投入更長期的創新,就需要重新設計自己的風險承擔機制。
中國經濟需要有人解決已經看得見的產業問題,也需要有人投資尚未被看見的商業機會。創投最重要的價值之一,就是在未來還沒有被證明的時候,為它提供第一筆錢。
結尾|消失的究竟是什麼?
回到開頭,我們熟悉的那些融資新聞。
過去,我們在A輪、B輪的融資消息裡,看見中國網路高速成長的時代;今天,更多資本進入半導體、先進製造、人工智慧這些長期產業領域。資本流向變了,因為經濟發展階段改變了,本身無所謂好壞。
但創投始終要回答同一個問題:當一家企業尚未成功,甚至無法證明自己的未來時,谁愿意先相信它?
一個經濟體既需要為已經看得見的未來投入資本,也需要有人願意為看不見的未來承擔風險。
敬原創,有鈦度,得讚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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